全球居民工作时间最长的10个国家

在全球化浪潮下，工作时间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特征、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福利水平的核心指标，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国际劳工组织（ILO）2025年发布的全球工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约为40.2小时，年平均工时约2090小时，但部分国家的工时水平远超这一均值，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近3倍。本文基于ILO官方统计、OECD行业监测及各国劳工部门公开数据，聚焦全球居民工作时间最长的10个国家，深入剖析其工时现状、形成机制与社会影响，揭示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时间与价值”的复杂博弈。

1.全球最长工时国家榜单及核心数据解析

根据ILO 2025年最新测算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排名，全球居民工作时间最长的10个国家依次为：不丹（54.5小时/周）、苏丹（50.8小时/周）、莱索托（50.2小时/周）、刚果共和国（48.7小时/周）、阿联酋（48.4小时/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48.2小时/周）、约旦（47.8小时/周）、利比里亚（47.5小时/周）、巴基斯坦（47.5小时/周）、卡塔尔（46.8小时/周）。这10个国家的周均工时均超过46小时，年平均工时普遍在2400小时以上，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不丹以年工时2834小时位居榜首，相当于每年比全球平均水平多工作744小时，约合93个标准工作日。

从性别维度看，这些国家的工时分布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苏丹男性周均工作时长达到51.9小时，女性仅为45.7小时，性别差距6.2小时；巴基斯坦的性别工时差更为显著，男性周均工时51.1小时，女性仅35小时，差距高达16.1小时，反映出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的薄弱。相比之下，阿联酋和卡塔尔的性别工时分布相对均衡，阿联酋男性周均48.3小时，女性48.5小时，卡塔尔男性46.6小时，女性47.6小时，这种均衡性与两国服务业和外籍劳工占比较高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与发达国家相比，这10个国家的工时优势（或劣势）极为突出。德国作为全球工时最短的国家之一，2025年周均工时仅32.1小时，年工时1669小时，不丹的周均工时比德国多出22.4小时，相当于不丹劳动者每周要比德国劳动者多工作近3个完整工作日。即便是以“勤劳”著称的韩国，2025年周均工时也仅41.6小时，年工时2163小时，与不丹相比每年少工作671小时。这种悬殊的工时差距，本质上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社会福利体系差异的直接体现。

从工时稳定性来看，这10个国家中多数呈现“高工时+低弹性”特征。ILO监测数据显示，莱索托、利比里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固定工时占比超过85%，弹性工时覆盖率不足10%，劳动者几乎没有自主调整工作时间的权利；而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由于外籍劳工占比超过70%，部分行业（如建筑、餐饮）实行“集中工作+集中休息”模式，虽周均工时偏高，但每月会有3-5天的集中休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连续高强度工作的压力。

2.高工时国家的地域特征与经济背景

地域分布：集中于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

全球工时最长的10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4个（苏丹、莱索托、利比里亚、刚果共和国），亚洲国家（含中东）占5个（不丹、阿联酋、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非洲与亚洲合计占比90%，仅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为拉美国家。这种地域分布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紧密相关。非洲大陆多数国家处于农业与初级工业主导阶段，劳动生产率偏低，需通过延长工时弥补单位产出不足；中东国家则依托石油经济与基建热潮，形成了以外籍劳工为核心的高强度劳动力市场；亚洲的不丹、巴基斯坦等国则受人口结构、就业压力与传统劳动文化影响，形成了高工时传统。

经济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生产率偏低

这10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呈现“劳动密集型”特征，农业与制造业占比偏高，高端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刚果共和国农业人口占比63%，农业生产以手工劳作为主，农民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每周仅休息1天，年工时高达2920小时；莱索托制造业占GDP比重38%，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厂普遍实行“两班倒”制度，工人日均工作9.5小时，每周工作6天，周均工时57小时，部分加班严重的工厂甚至达到60小时/周。

劳动生产率偏低是这些国家维持高工时的核心原因。根据OECD 2024年数据，不丹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德国的1/12，苏丹的单位工时产出不足美国的1/15。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劳动者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维持收入水平，形成“低效率—高工时”的恶性循环。例如，巴基斯坦的小型制造业企业，由于缺乏自动化设备，工人需手动完成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的全流程，单位产品生产时间是中国同类企业的2.3倍，为实现相同产值，工人每周需多工作15-20小时。

劳动力市场：非正式就业占比高，权益保障薄弱

这10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非正式就业占比高、劳动法规执行不到位的问题。ILO统计显示，利比里亚非正式就业人口占比高达89%，苏丹、莱索托均超过75%，这些非正式就业者（如街头小贩、零工、自雇农民）不受法定工时限制，工作时间完全由收入需求决定，部分群体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即便是正式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也存在明显不足。约旦的劳动法虽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但中小企业违法加班现象普遍，约62%的制造业工人每周加班时间超过8小时，且加班费支付率不足40%；巴基斯坦的很多工厂以“自愿加班”为名义，强制员工延长工作时间，部分企业甚至取消周末休息，实行“每月单休”制度，劳动者因就业竞争激烈而不敢维权。

3.高工时形成的多重驱动因素

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必然代价

多数高工时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劳动力投入。不丹自2000年以来加速推进工业化，制造业与建筑业占GDP比重从18%提升至35%，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些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为获得稳定收入，普遍接受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模式，推动全国平均工时从2000年的42小时/周上升至2025年的54.5小时/周。苏丹作为非洲主要的农业与矿业国家，近年来为扩大出口份额，大力发展棉花种植与矿产开采业，这些产业均需要大量体力劳动，且生产周期集中，导致劳动者在生产旺季的周均工时超过60小时，显著拉高了全年平均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迫使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城镇化率均超过85%，迪拜、多哈等城市的房价与物价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外籍劳工为覆盖生活开支并积累储蓄，普遍愿意接受加班。数据显示，卡塔尔的外籍建筑工人平均月收入约3000美元，其中70%用于房租与生活费，为提高储蓄率，约80%的工人会主动申请加班，部分工人每周加班时间超过15小时，使实际工时远高于法定水平。

产业政策：外资吸引与出口导向的制度安排

部分高工时国家为吸引外资、促进出口，采取了宽松的工时政策，形成“低劳动力成本+长工作时间”的竞争优势。莱索托为发展纺织服装出口产业，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实行工时豁免政策，允许企业每周工作时间达到60小时，且加班费标准仅为正常工资的1.2倍，远低于国际通用的1.5倍标准。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国际服装品牌的代工厂入驻，目前莱索托的纺织服装出口额占GDP比重达到28%，但代价是劳动者的高强度工作，工厂工人年均加班时间超过500小时。

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资源型国家，其经济高度依赖矿产与农产品出口，这些产业的生产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显著，为抓住价格上涨周期扩大产量，企业往往会要求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2023年国际铜价上涨30%，刚果共和国的铜矿企业普遍实行“三班倒”制度，工人日均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7天，周均工时56小时，部分矿山甚至采用“12小时两班倒”，进一步推高了工时水平。

社会文化：传统劳动观念与生存压力的双重影响

在部分高工时国家，“勤劳致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长时间工作被视为敬业与奋斗的象征。不丹的佛教文化中强调“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对加班行为的接受度较高，即便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也达到49小时，私营企业员工的工时更是普遍超过55小时。巴基斯坦的社会文化中，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需要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承担家庭责任，数据显示，巴基斯坦30-50岁的男性劳动者，周均工时达到53.2小时，比女性高出18.2小时，这种性别分工观念进一步固化了高工时模式。

生存压力是推动劳动者延长工时的直接动力。利比里亚的人均GDP仅850美元，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约6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劳动者为维持基本生活，往往需要同时从事多份工作。利比里亚的城市劳动者中，约45%拥有两份及以上工作，白天在工厂或商铺工作8小时，晚上还要从事街头贩卖、家政服务等零工，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1小时，周均工时达到77小时，远超官方统计的47.5小时（官方统计未包含非正式零工时间）。

政策与制度：劳动法规不完善与执行力度不足

多数高工时国家的劳动法规存在不完善之处，且执行力度有限，难以有效约束企业的超时加班行为。约旦的劳动法虽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但未明确“自愿加班”的界定标准，企业往往以“员工自愿申请”为由，强制员工加班，而劳动监察部门由于人力不足，难以实现全面监管，约70%的违法加班行为未被查处。苏丹的劳动法规甚至未对农业劳动者的工时作出明确限制，导致农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完全由雇主决定，生产旺季的日均工时普遍超过12小时。

工会组织力量薄弱也是高工时现象难以改变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的工会覆盖率仅为8%，且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极少，劳动者缺乏集体谈判能力，难以与雇主协商工时与薪酬待遇。莱索托的工会虽有一定影响力，但由于纺织服装产业的外资企业与政府签订了特殊政策协议，工会在争取缩短工时的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多次罢工维权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4.高工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对劳动者健康的严重损害

长时间工作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ILO的研究表明，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的人群，工伤事故发生率比正常工时人群高出20%，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40%，抑郁症的发病率更是高出60%。不丹的医疗机构数据显示，该国35-55岁的劳动者中，约38%患有高血压、颈椎病等与长时间工作相关的疾病，25%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或抑郁症状，其中IT行业、制造业的劳动者患病率最高，分别达到47%和42%。

苏丹的矿山工人由于长期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工作，中暑、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矿山工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3岁。卡塔尔的外籍建筑工人，由于长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且休息不足，肌肉骨骼损伤的发病率达到32%，部分工人因过度劳累导致永久性伤残，而企业的医疗保障不足，约58%的受伤工人需要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低效率—高工时”的模式不仅难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反而会制约长期增长潜力。由于过度依赖劳动力投入，高工时国家的企业缺乏提升技术水平与管理效率的动力，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低位。数据显示，不丹、苏丹等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1.2%，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8%，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应对全球产业升级的挑战。

高工时还会挤压劳动者的消费与自我提升时间，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ILO的统计显示，不丹的劳动者平均每天的休闲时间仅为2.3小时，远低于全球平均的4.5小时，消费时间不足导致国内消费市场难以扩大，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以上。同时，长时间工作使劳动者缺乏时间接受教育与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积累缓慢，难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形成“高工时—低技能—低生产率”的恶性循环。

对社会公平与性别平等的挑战

高工时现象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与性别不平等。在巴基斯坦、苏丹等国，高收入群体的工时相对较短，而低收入群体为维持生活需要延长工时，形成“富人少干活多赚钱，穷人多干活少赚钱”的不公平格局。巴基斯坦的高收入群体（月收入超过5000美元）周均工时仅42.1小时，而低收入群体（月收入低于500美元）的周均工时达到68.3小时，收入差距与工时差距形成鲜明对比。

性别维度的不公平更为突出。由于女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难以承受长时间工作，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苏丹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32%，远低于男性的78%，且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58%，而长时间工作进一步压缩了女性的职业发展空间。阿联酋虽然性别工时分布相对均衡，但女性在高薪行业的占比仍然较低，多数女性集中在低薪、高强度的服务业，工作时间长且职业晋升困难。

对人口与家庭的长远影响

高工时挤压了劳动者的家庭生活与生育时间，导致生育率下降与家庭关系疏离。卡塔尔的外籍劳工由于工作繁忙，平均每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仅为15天，约30%的外籍劳工因长期分离导致家庭破裂。不丹的年轻劳动者由于长时间工作，结婚年龄不断推迟，平均结婚年龄从2000年的25岁上升至2025年的32岁，生育率从2.8‰下降至1.9‰，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8%，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风险。

家庭教育与子女抚养也受到严重影响。利比里亚的劳动者由于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1小时，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子女，约55%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辍学率达到38%，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巴基斯坦的女性劳动者，由于需要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日均睡眠时间仅为6.2小时，长期处于疲劳状态，不仅影响自身健康，也难以给予子女足够的教育与照顾。

5.全球工时改革的趋势与高工时国家的转型路径

全球工时改革的主流趋势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工时改革呈现出“缩短工时、提高效率、保障权益”的主流趋势。欧盟通过《工作时间指令》强制要求成员国设定每周工时上限（含加班不超过48小时），并保障劳动者的连续休息时间，目前欧盟国家的平均周工时已降至37.2小时。德国实施《工时账户法》，允许员工将加班时长存入“工时账户”，用于未来的长期休假，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需求，又给予了劳动者更多的时间自主权，实施以来，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了15%，员工满意度提高了30%。

企业层面的工时创新也不断涌现。荷兰的“工时申请权”法案赋予劳动者要求调整工作模式的法定权利，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4天工作制”，员工每周工作4天、每天10小时，总工时不变，但休息时间集中，企业的缺勤率下降了18%，客户服务覆盖率提升了25%。美国、日本等国的科技企业则推行“弹性工时”与“远程办公”相结合的模式，既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又减少了通勤时间，间接缩短了实际工时。

高工时国家的转型路径探索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

产业升级是缩短工时的根本路径。高工时国家应加大对技术创新与高端产业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摆脱对劳动力投入的过度依赖。刚果共和国可以依托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矿产深加工产业，引进自动化开采设备，减少对人工劳动的需求，目前刚果共和国的矿产开采业仍以手工与半机械化为主，自动化率仅为12%，若将自动化率提升至50%，工人的周均工时可从目前的52小时降至40小时以下，同时单位产值可提升3倍以上。

莱索托可以利用纺织服装产业的基础，发展高附加值的服装设计与品牌运营，摆脱“代工厂”的低端定位。目前莱索托的纺织服装产业以贴牌生产为主，附加值较低，工人的薪酬与工时高度挂钩，若能培育本土服装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可在不降低利润的前提下，缩短工人工时，同时提高薪酬水平，形成“高效率—高薪酬—合理工时”的良性循环。

政策完善：强化劳动法规与提高执行力度

完善的劳动法规是规范工时的制度保障。高工时国家应修订劳动法规，明确工时上限、加班补偿标准与“自愿加班”的界定，加强对非正式就业者的权益保障。约旦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将每周法定工时上限降至45小时，加班时间每月不超过36小时，加班费标准提高至正常工资的1.5倍，同时建立“加班审批制度”，企业需提前向劳动部门报备加班计划，未经审批的加班视为违法。

加强劳动监察力度是政策落地的关键。苏丹可以扩大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力配置，建立“线上投诉平台”，方便劳动者举报违法加班行为，同时加大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将罚款金额与企业营业额挂钩，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巴基斯坦可以建立“工时公示制度”，要求企业在厂区显著位置公示员工的实际工时与薪酬明细，接受社会监督，劳动部门定期进行抽查，对虚假公示的企业予以重罚。

社会支持：完善福利体系与促进性别平等

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可以减轻劳动者的生存压力，减少被迫延长工时的现象。利比里亚可以加大对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减少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目前利比里亚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20美元/月，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若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200美元/月，同时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至60%以上，劳动者无需通过多份工作维持生活，工时可显著缩短。

促进性别平等是优化工时分布的重要举措。巴基斯坦、苏丹等国应加强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推动家庭责任的平等分担，建立“育儿假”“弹性工时”等家庭友好型政策，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例如，巴基斯坦可以设立“男性育儿假”，给予男性劳动者15天的带薪育儿假，同时要求企业为哺乳期女性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职业发展空间，缩小性别工时差距。

观念转变：倡导“工作—生活平衡”的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是缩短工时的长期保障。高工时国家应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引导等方式，倡导“工作—生活平衡”的理念，改变对长时间工作的盲目崇拜。不丹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国民幸福指数”体系，将“工作—生活平衡”纳入幸福指数的考核指标，引导企业与劳动者重视休息与家庭生活。同时，不丹的政府部门可以率先垂范，推行“4.5天工作制”，每周工作4天半，每天工作7小时，带动全社会工时的缩短。

企业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营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的氛围。阿联酋的外资企业可以借鉴荷兰的“4天工作制”经验，在部分岗位试点缩短工时，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弥补工时减少带来的产出损失。卡塔尔的建筑企业可以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作节奏，避免长时间连续作业，同时改善工人的住宿条件，提供休闲娱乐设施，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提高工作满意度。

综上看，全球居民工作时间最长的10个国家，其高工时现象是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策制度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工时在短期内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长期来看，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与性别不平等，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劳动者权益意识的提升，缩短工时、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高工时国家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国情，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政策完善保障劳动者权益，通过社会支持减轻生存压力，通过观念转变营造良好氛围，逐步摆脱“低效率—高工时”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发展与劳动者福祉的同步提升。

未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将不再是工时长短的竞争，而是效率与创新的竞争。只有那些能够合理配置时间资源、保障劳动者权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占据有利地位，真正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对于高工时国家而言，缩短工时不仅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